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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算命最准的是哪里?怀仁算命姓龙的有哪些(阳泉哪个寺庙比较灵)

清风玄学 鸿运当头的八大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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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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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中文名:魏徵

别名:玄成

国籍:中国唐朝

民族:汉族

出生地:唐巨鹿人

出生日期:西元580年

逝世日期:西元643年

职业:政治家

主要成就: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代表作品:《隋书·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次礼记》

爵位:郑国公

谥号:文贞

享年: 63岁

早年值隋末战乱,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太宗即位魏徵彩像

,先充谏议大夫,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贞观十七年正月戊辰(十七)日(643年2月11日)病卒于任。魏徵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次,劝戒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魏徵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现多将“征”写作“徵”)

编辑本段实行政策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魏征

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

编辑本段作品一览

魏征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群书治要

》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译文:我听说,要想使树木生长得茂盛,必须稳固它的根部,因为根深方能叶茂;要想水流潺潺,经久不息,必须疏通它的源头,源远才能流长。同样的道理,如果想使国家安定,统治稳固,就必须积聚道德和仁义,缓和与百姓间的矛盾。反之,源流不深却要它流长,根不牢固却要树长得茂盛,德义不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无知,也知其不可,更何况像您这样的明君呢!作为统治天下的国君,如果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从长远利益出发,那就等于是刨了树根希望树木茂盛,堵了源泉还要流水畅通啊!历代的帝王承天景命治理天下,善始者实多,而善终者却少。难道取之容易而守之艰难吗?原来是在打天下的时候,帝王对待臣民诚心诚意,一旦得志,便纵情傲物;如果彼此竭诚相待,虽远隔一方心也会在一起;如果远离臣民,即使是骨肉之亲,也形同陌路。如果只是用严刑监督,用威势镇压百姓,就会使百姓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时间久了必然会激起民愤。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人民的力量,因为船能载舟,亦能覆舟。一定要慎重啊!因此恳请国君接纳臣下的建议:遇其所好,理应“思知足以自戒”,要懂得知足;要修建什么,就要克制自己,以安定百姓生活为前提;想到高处不胜寒,就要谦虚并加强自己的修养;担心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失,就应有江海容纳百川的度量;喜欢游乐,就要严格按照国君一年打猎三次的规定;害怕自己懈怠;就应慎始慎终;忧虑自己受到蒙蔽,就要虚心纳谏;害怕谗言和邪恶,就要自身行得正;有所赏赐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乱加赏赐;施行刑罚,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怒气而滥用。总之,如果国君您能发扬光大这十点陈述的话,选拔能者任之,择其善者从之,那一定会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自然可以达到垂拱而治的情景了。哪里需要您劳神苦思,代管百官的职事呢?

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新唐书·魏征传》:“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有大志。初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秘书监,寻晋检校侍中,封郑国公。以疾辞职,拜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徵性魏徵头像

[1]谅直,知无不言。太宗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尝以古名臣称之。校辑秘省群书,及撰齐、梁、陈、周、隋诸史,序论多出其手。卒谥文贞。集二十卷,今编诗一卷。”魏征(580-643)字玄成,唐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河北巨鹿人,祖籍为四川省广元剑阁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徵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徵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徵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2]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魏徵全身像

[3]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隋书

《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另一版本“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叁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畏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选自《魏郑公文集》)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魏征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条,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魏征曾经力荐过杜正伦和侯君集,认为他们有宰相之才。因为魏徵的推荐,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后又改任为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魏徵死后,他俩都因牵连到太子李承乾谋造反事件之中,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荐人失当,魏徵难辞其咎,世人甚至推测,魏徵此举有暗结同党之嫌。

一、怎样才能不惑呢?

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知识﹔再进一步,还须有遇事能判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了,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虾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著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这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见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学识。例如我想做农吗?怎样的改良土壤,怎样的改良种子,怎样的防御水罕、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等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

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得的知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著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练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一定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二、怎么样才能不忧呢?

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来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说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见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出来。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

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一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干”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不做便连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说呢?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那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亦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持。”“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三、怎么样才能不惧呢?

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丰富的知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样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曰:“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之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俗词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所牵制。论语说:“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链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

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吧,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是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练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练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在做到那一件?那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也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确实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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