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怀仁算命姓龙的有：龙安、龙俊、龙彬、龙振、龙建、龙涛、龙翔、龙涛、龙泽、龙洋、龙锋、龙健、龙鹏、龙明、龙强、龙磊、龙骏、龙林、龙峰、龙腾、龙江、龙飞、龙华、龙杰、龙伟、龙斌、龙超、龙辉、龙智、龙俊、龙豪、龙泰、龙铭、龙勇、龙权、龙兴、龙毅、龙春、龙银、龙祥、龙宇、龙锐、龙威、龙翰、龙坤、龙津、龙志、龙凯、龙旭、龙晖、龙鹤、龙霖、龙锦、龙晟、龙越、龙浩、龙恒、龙康、龙延、龙乐、龙福、龙鹏、龙顺、龙源、龙瑞、龙文、龙聪、龙胜、龙钧、龙运、龙昊、龙森、龙亮、龙政、龙坚、龙楷、龙良、龙睿、龙鑫、龙晔、龙峻、龙煜、龙洁、龙辰、龙睿、龙欣、龙轩、龙凡、龙茂、龙凯、龙璟、龙祺、龙洋、龙钰、龙烨、龙宁、龙驰、龙鸿、龙晶、龙达、龙晟、龙宇、龙翔、龙哲、龙璐、龙瑜、龙威、龙楠、龙程、龙瑞、龙晖、龙博、龙昊、龙翰、龙豪、龙宁、龙良、龙陆、龙晔、龙超、龙玮、龙森、龙晟、龙瑞、龙晔、龙豪、龙珂、龙湘、龙锋、龙赫、龙翔、龙熙、龙宸、龙鹏、龙越、龙锐、龙岩、龙晋、龙维、龙梓、龙琨、龙智、龙谊、龙晋、龙熠、龙腾、龙晔、龙钧、龙翰、龙景、龙翔、龙毅、龙贤、龙洋、龙林、龙洲、龙杰、龙豪、龙睿、龙维、龙飞、龙涛、龙洪、龙涛、龙翔、龙斌、龙奇、龙晔、龙建、龙晔、龙

魏征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中文名：魏徵

别名：玄成

国籍：中国唐朝

民族：汉族

出生地：唐巨鹿人

出生日期：西元580年

逝世日期：西元643年

职业：政治家

主要成就：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代表作品：《隋书·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次礼记》

爵位：郑国公

谥号：文贞

享年： 63岁

早年值隋末战乱，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太宗即位魏徵彩像

，先充谏议大夫，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贞观十七年正月戊辰（十七）日（643年2月11日）病卒于任。魏徵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次，劝戒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魏徵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现多将“征”写作“徵”）

编辑本段实行政策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魏征

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

编辑本段作品一览

魏征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群书治要

》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译文：我听说，要想使树木生长得茂盛，必须稳固它的根部，因为根深方能叶茂;要想水流潺潺，经久不息，必须疏通它的源头，源远才能流长。同样的道理，如果想使国家安定，统治稳固，就必须积聚道德和仁义，缓和与百姓间的矛盾。反之，源流不深却要它流长，根不牢固却要树长得茂盛，德义不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无知，也知其不可，更何况像您这样的明君呢！作为统治天下的国君，如果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从长远利益出发，那就等于是刨了树根希望树木茂盛，堵了源泉还要流水畅通啊!历代的帝王承天景命治理天下，善始者实多，而善终者却少。难道取之容易而守之艰难吗？原来是在打天下的时候，帝王对待臣民诚心诚意，一旦得志，便纵情傲物；如果彼此竭诚相待，虽远隔一方心也会在一起；如果远离臣民，即使是骨肉之亲，也形同陌路。如果只是用严刑监督，用威势镇压百姓，就会使百姓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时间久了必然会激起民愤。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人民的力量，因为船能载舟，亦能覆舟。一定要慎重啊!因此恳请国君接纳臣下的建议：遇其所好，理应“思知足以自戒”，要懂得知足；要修建什么，就要克制自己，以安定百姓生活为前提；想到高处不胜寒，就要谦虚并加强自己的修养；担心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失，就应有江海容纳百川的度量；喜欢游乐，就要严格按照国君一年打猎三次的规定；害怕自己懈怠;就应慎始慎终；忧虑自己受到蒙蔽，就要虚心纳谏；害怕谗言和邪恶，就要自身行得正；有所赏赐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乱加赏赐；施行刑罚，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怒气而滥用。总之，如果国君您能发扬光大这十点陈述的话，选拔能者任之，择其善者从之，那一定会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自然可以达到垂拱而治的情景了。哪里需要您劳神苦思，代管百官的职事呢？

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新唐书·魏征传》：“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有大志。初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秘书监，寻晋检校侍中，封郑国公。以疾辞职，拜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徵性魏徵头像

[1]谅直，知无不言。太宗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尝以古名臣称之。校辑秘省群书，及撰齐、梁、陈、周、隋诸史，序论多出其手。卒谥文贞。集二十卷，今编诗一卷。”魏征（580－643）字玄成，唐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河北巨鹿人，祖籍为四川省广元剑阁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徵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徵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徵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2]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魏徵全身像

[3]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隋书

《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另一版本“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叁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畏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选自《魏郑公文集》)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魏征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条，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魏征曾经力荐过杜正伦和侯君集，认为他们有宰相之才。因为魏徵的推荐，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后又改任为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魏徵死后，他俩都因牵连到太子李承乾谋造反事件之中，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荐人失当，魏徵难辞其咎，世人甚至推测，魏徵此举有暗结同党之嫌。

一、怎样才能不惑呢？

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知识﹔再进一步，还须有遇事能判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了，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虾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著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这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见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学识。例如我想做农吗？怎样的改良土壤，怎样的改良种子，怎样的防御水罕、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等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

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得的知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著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练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一定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二、怎么样才能不忧呢？

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来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说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见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出来。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

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一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干”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不做便连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说呢？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那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亦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持。”“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三、怎么样才能不惧呢？

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丰富的知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样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曰：“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之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俗词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所牵制。论语说：“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链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

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吧，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是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练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练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在做到那一件？那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也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确实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