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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地方：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旅顺大连)

创作背景：

《七子之歌》是中国著名学者闻一多于1925年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组诗，全文共七首，象征被外国列强侵占的七处中国国土，即澳门、香港岛、台湾、威海卫、广州湾(广东湛江)、九龙岛、大连。我们常听的《七子之歌·澳门》，仅仅是七首之中的第一首。《七子之歌》作于1925年3月，当时闻一多正在纽约。其序辞中Alsace－Lorraine通译为洛林地区，位于法国东部。浮士山脚下，普法战争中割让给德国，《凡尔塞和约》后归还。在诗中，闻一多以拟人的手法，将中国当时被列强掠去的七处“失地”比作远离母亲的七个孩子，哭诉他们受尽异族欺凌、渴望回到母亲怀抱的强烈情感。诗歌一方面抒发了对祖国的怀念和赞美，一方面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憎恶。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放眼家园国家，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澳门只是“七子”之一。祖国母亲被掠去的七子分别是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广东湛江）和旅大（旅顺、大连）。历史不会忘记1842年那个屈辱的8月，清朝官员卑躬屈膝，登上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在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环视下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从此拉开。 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的姐妹”九龙半岛其余部分划为“新界”，租给英国99年。 1887年，中葡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在明朝中叶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准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从此强据了“莲花宝地”澳门。 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东海的一串珍珠”宝岛台湾及琉球群岛割让日本，与她同时被割让的还有渤海湾畔的“孪生兄弟”旅顺和大连（俄罗斯帝国租借）。 1898年，中英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防海的健将”威海卫租借英国25年。 1899年，中法签署《广州湾租借专条》，“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广州湾(今广东省湛江市）被租让给法国。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已在中国土地上强行开辟商埠上百处，在10多个城市划定租界20余处。“中华七子”在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淫威下四散飘零。有一首诗代表了当时爱国志士们的心境：“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七子尽泪下，诗人独悲歌。闻一多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激荡在诗行间的热爱祖国、热盼统一的浓烈情感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姓吴的青年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陈情表》时，故未有如是之感动也。”被列强掳去的“中华七子”，是民族罹难、国家浩劫的象征。它表明：“国弱民受辱”、“落后就要挨打”；它警示国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首首恢弘壮丽的历史诗篇。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追求统一的意志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1945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10月25日，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台湾从此重归中国版图。与此同时，广州湾、旅顺和大连也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祖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闻一多之子说：“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闻一多《七子之歌·诗序》

社会价值：

“中华七子”命运的历史性转折发生在1949年金秋的北京。在这块曾被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的土地上，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惨痛的悲剧。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8年，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国力蒸蒸日上。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跃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实现祖国统一的呼声响遏行云。“不能将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个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华民族喊出了洗雪耻辱的最强音！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明确表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邓小平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坐落在香港维多利亚湾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隆重举行。6月30日23点59分，英国蓝底米字国旗和绘有皇冠狮子米字图案的英治港旗缓缓降落，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零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盛开着紫荆花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交接仪式后，查尔斯王子和刚刚去职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茫茫夜色中，登上即将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驶离香港。轮船起锚处，正是154年前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登陆香港的地点。两年之后，中华民族以又一个洗雪耻辱的时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1999年12月19日夜，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内灯火通明。23时58分，绿色的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像帆一样滑落，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和绿色带有莲花图案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准时升起。中葡两国政府在这一刻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澳门回归之夜，闻一多先生的子孙四代共20多人团聚在北京门头沟的家中，举行家祭，庆贺澳门回归祖国。家中对联高悬：“百年诞辰红烛燃遍举酒慰英灵，九九归一死水微澜昂首新世纪”，横批“澳门回家”。闻一多之子闻立雕说：“父亲期盼骨肉团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新世纪梦想：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清道光三年(1823年)，胡雪岩出生于安徽省徽州绩溪县湖里村，幼年时候，家境十分贫困，以帮人放牛为生。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13岁的胡雪岩开始就孤身出外闯荡，先后在杭州杂粮行、金华火腿商行当过小伙计，到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19岁的胡雪岩被杭州阜康钱庄于掌柜收为学徒，于掌柜没有后代，把办事灵活的胡雪岩当做亲生儿子。于掌柜弥留之际，把钱庄悉数托付给胡雪岩。这所价值5000两银子的钱庄，堪称胡雪岩在商海中的第一桶金。

以下便是胡雪岩亦官亦商的开始。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6岁的胡雪岩结识"候补浙江盐大使"王有龄，挪借钱庄银票500两银钱，帮王有龄补实官位(此故事来自高阳小说，有专家指出历史上王有龄并非因胡雪岩的五百两白银的资助而起家，此为小说家杜撰而已，因此有待考证)，事发，被赶出钱庄。

清道光十六年(1851年)，王有龄奉旨署理湖州知府一职，不久后调任杭州知府。王有龄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这时他安排胡雪岩代理湖州公库，在湖州办丝行。通过办丝行，使得胡雪岩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因为结识浙江巡抚王有龄一跃而成为浙江屈指可数的大富豪。胡雪岩的人生开始开挂了一样。

清道光十六年(1861年)，太平军攻破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身亡。清廷委派左宗棠担任新一任的浙江巡抚，左宗棠和胡雪岩一见如故，两人人生命运自此发生了交集，开启了相识相交相互扶助的二十余年人生。

当时晚清时期，朝堂当中拥有三位大佬级别的人物，他们分别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三位在当时的朝堂当中，拥有着巨大的能量。李鸿章为什么要跟一个商人过不去，非要搞垮胡雪岩呢，这一切都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左宗棠。左宗棠的一生当中，立下不少的功绩，其中便有胡雪岩的影子。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人，自然是起来非常重要的作用，简直是左宗棠的“财神爷”！

胡雪岩对左宗棠帮助主要有三方面：一、筹措军饷；胡雪岩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向外国银行借高息贷款以供应左宗棠大军军饷。左宗棠陕甘平乱、出征新疆，数万人的军队所需的军饷都是靠胡雪岩筹措。二、协办洋务；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胡氏积极响应，东奔西走帮助左宗棠开展洋务运动，福州船政局及福州船政学堂就是在胡雪岩主持下建成的。三、振兴经济；胡雪岩融商业活动于社会公益、国家大事中。胡氏创办“胡庆余堂”药房、广开赈灾粥铺、积极对外贸易，在杭州创立了"胡庆余堂"中药店，制"避瘟丹"、"行军散"、"八宝丹"供军民之需，药店传承至今，赢得"江南药王"之美誉。以其个人商业行为帮助左宗棠推动了社会公益、民族经济的发展。

清同治五年(1866年)，胡雪岩协助左宗棠在福州开办"福州船政局"，成立中国史上第一家新式造船厂。就在船厂刚刚动工不久，时逢西北事起，朝廷突然下令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左宗棠赴任之前，一面向朝廷推荐江西巡抚沈葆桢任船政大臣，一面又竭力推荐胡雪岩协助料理船政的一切具体事务。

清同治八年(1869年)秋船厂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成功。这艘轮船从马尾试航一直行驶到达天津港，当人们首次看到中国自己制造的轮船时，万众欢腾，盛况空前，连洋人也深感惊奇。

清同治十年(1871年)初，"镇海"号兵轮又下水成功。远在边陲的左宗棠得知这些消息，特别写信给胡雪岩:"闽局各事日见精进，轮船无须外国匠师，此是好消息……阁下创议之功伟矣。见在学徒匠日见精进，美不胜收，驾驶之人亦易选择，去海之害，收海之利，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

清光绪七年(1881年)，胡雪岩因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被授予布政使衔(三品)，赏穿黄马褂、官帽上可带二品红色顶戴，并总办"四省公库"。

清光绪八年(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生丝价格日跌，企图垄断丝茧贸易，却引起外商联合抵制。百年企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开始了。开始，胡氏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占据上风。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再就是中法战争爆发，市面剧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事已如此，胡雪岩已无回天之力。

这一切都被紧盯着胡雪岩不放的李鸿章紧紧的看在眼里，他准备对胡氏下手了！由胡替左宗棠作担保向外国银行借贷的一笔80万两军费即将到期，按照惯例这笔钱应由上海地方政府的协饷支付。李鸿章密电上海道台可以给付80万两协饷，但是必须延期二十天，恰恰是这二十天要了胡雪岩的命！上海道台称病不出，胡氏望断秋水始终等不来协饷，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挪用自己名下阜康钱庄的资金偿还军费。这一切被李鸿章获悉，李立刻在各地散布“胡雪岩蚕丝生意大赔，阜康钱庄面临倒闭”的谣言，发动挤兑风波，一时间听信谣言急忙取款的人云集在钱庄门口。面对各地挤兑风波，胡变卖资产，希望度过难关，无奈大势已去，钱庄最终破产轰然倒闭。老辣的李鸿章此时适时的送上了最后一剂催命毒药，他上奏慈禧太后说胡雪岩在帮左宗棠向外国银行借贷款筹措军费的过程中吃回扣。慈禧太后勃然大怒，让人对胡雪岩抄家。

盛宣怀（见文章最后盛宣怀简介）后台是李鸿章，当时晚清另一个重臣左宗堂也有一个商人代言，那就是胡雪岩，胡雪岩历史上称作“红顶商人”，他为左宗堂作战筹积军费，深得左宗堂信任，李鸿章与左宗堂的较量，就是盛宣怀与胡雪岩的较量。胡雪岩主要生意是传统行业，如钱庄等，盛宣怀主要是新兴行业，如航运等，从行业的历史发展看，盛宣怀选对了，但是他与胡雪岩斗法，的确使用了诡计，他想方设法在胡雪岩的生丝生意上，使其资金链断裂，又造谣让人们去挤兑胡雪岩的钱庄，最终让胡雪岩破产。他的胜利就是李鸿章的胜利。

跟着大人物做大事，为自己谋高位，从来都是盛宣怀的人生信条，也是他活着的意义所在。

盛宣怀能够叱咤官场，主要是有李鸿章的支持，他的作用是官方代言人，李鸿章授意和国家财力支持下，他办起了轮船招商局，创办洋学堂，在电报、矿业、银行、纺织等方面均有发展，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但在创办实业的背后，盛宣怀也搜刮、贪腐了大量钱财。最后清朝灭亡，盛家变国有资产为私有财产，成了民国时期上海滩最富有的大家族。

盛宣怀有三位夫人，前两位夫人都去世后，他迎娶了一位千金小姐，这就是庄夫人，庄夫人所生的儿子盛恩颐是最得宠的儿子，做为盛家最重要的继承人，他的才能并不出众，还喜欢赌，一夜之间，输掉一条街的房产，是个有名的执垮子弟。他从小在蜜罐里泡大，上海第一辆奔驰车就是他买的。还特意选择“4444”为车牌号，全上海人看到这个车牌，就知道盛家四公子来了。

盛家其他子女也都没有什么作为，皆守着盛宣怀积累的家产过日子，生活无忧，在上海盛极一时。盛宣怀曾遇一算命先生，算得盛家子女没有作为，但他家下人后代会有成就，盛宣怀不以为然，无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历史证明，结论无误。他的子女们在他死后，分家，财产越分越少，许多家产也被无能的儿子败光，富不过三代。他生前一个丫环后嫁入赵家，生下女儿，就是与张学良相爱的赵四小姐；他生前为子女请的一位养娘后嫁宋嘉树，生下女儿就是宋氏三姐妹。不得不说，命运何其玄妙。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4日)，盛宣怀出生于清末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龙溪(今常州市钟楼区五星乡盛家湾村)。

清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太平军将至常州，盛宣怀随父母逃往江阴长泾镇，再逃至盐城。时盛康任湖北粮道，派人接到湖北。

清同治元年(1862年)，盛宣怀与董氏结婚。盛康任湖北盐法道，四川与淮北互争引地，长期相持不下，盛宣怀建议川、淮并行，难题得以解决。盛康益勉以有用之学。当时先后担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严树森都是经世派著名人物，军务、吏治严明整饬，冠行于各行省，盛宣怀耳濡目染，事事研求，也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生平事功基于此矣"。

清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怀与二弟一起回武进县应童子试，双双入泮，补县学生。

清同治六年(1867年)，祖父盛隆去世，盛康扶柩回籍。盛宣怀乡试落第。盛康家居守制，一意为惇宗睦族之事，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盛宣怀也都参与规划。

清同治九年(1870年)，入李鸿章幕，协助李鸿章办洋务。受到李的赏识，第二年就已升到知府的官级。

1875年李又委盛办理湖北煤铁矿务，从此盛又开始办理矿业。

清光绪二年(1876年)，盛宣怀在湖北广济盘塘设立"开采湖北煤铁总局"，雇英国矿师郭师敦查勘湖北煤铁矿藏。

清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郭师敦等勘得大冶铁矿。十一月盛宣怀赴黄石港会同大冶知县林佐等对铁山土地产权，进行详勘。又自民间购得部分铁山土地产权，准备在黄石港东吴王庙旁(今沈家营)设炼铁厂，后因经费难筹，李鸿章未批准。

清光绪五年(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

清光绪十年(1884年)，赴粤办理沙面事件，署天津海关道。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航运范围不仅扩大到山东整个沿海，而且还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8月)，张之洞决定将原准备在广东兴建的炼铁厂迁至湖北。适逢盛宣怀以事谒张，言及炼钢之事，张提到尚无铁矿，盛当即表示愿将原在大冶购得之铁山矿交给张开办。年底，盛又和张面谈开办铁矿事宜，并提出四条有益建议，为张出谋划策。张之洞遂兴建汉阳钢铁厂，开办大冶铁矿。大冶铁矿于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矿山。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春)，在烟台设立胶东第一广仁堂慈善机构。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奏设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于天津。马关条约签订后盛宣怀一再请求自己的免职，一再不准。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并被授予"专折奏事特权"，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奏设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于上海。授太常寺少卿衔。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5月27日)，他还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先后与比利时、英国、美国签订铁路借款合同草约。12月，被补授大理寺少卿衔。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因保护东南地方有功，被赏加太子少保衔。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盛宣怀在上海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同年他将他手下的铁路大权让给唐绍仪，这是以唐为首的、在北洋政府初期权力巨大的交通系的开始。7月，奉谕:着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盛宣怀奉召进京，次年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因汉阳铁厂受制于日本，仍不能获利，需扩大生产规模。盛宣怀遂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被荐举为公司总经理。在冶、萍两矿设总办，与汉阳铁厂鼎峙而三，广招商股，以解决扩大生产的资金。

清宣统元年(1909年)，盛宣怀鉴于"商业振兴，必借航业，航业发达，端赖人才"，在南洋公学增设航政科，办航海一班，后于1912年独立成为吴淞商船学院，是为今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

清宣统三年(1911年)，袁世凯被免职后，盛宣怀受到重用，升任邮传部大臣，他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这个措施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发生了保路运动。盛宣怀命令各地加以镇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请袁世凯出山，同时他遭到了各方的谴责，许多人责怪他的收路政策导致了动乱，盛宣怀被革职移居大连，永不再用。盛逃亡日本神户。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初，盛宣怀在日本看到民国政府需款作军费，便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办法取得日本借款，与民国政府搭上关系，想以此来挽救自己的不利处境。于是与日本垄断财力秘密策划，民国政府分别在神户和南京同三井和正金财团签订两个性质相同的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2月12日，盛宣怀从日本正金银行提取300万日元借款，把这笔钱的一部分转三井洋行，三井洋行转给南京政府约250万日元。消息传出，举国哗然。盛宣怀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同意废约，并辞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职务。折叠受邀回国

1912年11月30日，中华民国建立后，盛宣怀受孙中山邀从日本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5月)，盛宣怀又出任汉冶萍公司董事长，重新掌握汉冶萍公司大权，根据宣统元年第一届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着手兴建大冶铁厂，扩大公司生产规模。为解决基建资金，于同年12月2日，与日本制铁所、横滨正金银行签订5个合同。以汉冶萍公司全部财产作抵押，借款1500万日元，其中900万日元用于兴建大冶铁厂，600万日元偿还日本旧债，订明用头等矿产1500万吨，生铁800万吨供给日本，作为偿还之用，40年为期。并聘请日本人担任最高工程顾问和最高会计顾问。这些合同使日本制铁所将汉冶萍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完全控制在手中，使汉冶萍公司逐步走向没落。

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病逝，他遗嘱将其家产的一半，捐赠为慈善基金。庄夫人为他办了极其盛大的葬礼，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进行了交通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