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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自建制以来，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儋州古称儋耳郡，是海南岛最早建成于汉代的两个郡之一，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改郡为州，将“儋耳郡”改为古称“儋耳”。

1983年XXX视察儋州时，座谈会上曾发问：“儋州是怎么来的？”弄清儋州，必须弄清儋耳的由来。

儋州，古称儋耳。据古籍记载，儋州早期土著缝制的衣服，“缝布二尺，幅合二头，开中央。以头贯穿胸不突穿。”有点象用单被包身。故春秋时期有人把儋州称“贯胸国”。到了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长时期作为货币交换的贝壳不再使用。而海岸线长达六百多公里的古儋州，贝壳堆积如山，人们用作装饰品，尤作耳坠、耳环为多，垂及双肩，成为特色，又称为“离耳国”。故《山海经》云：“南荒之外，有离耳国，其人耳长及肩，每逆风走，则将耳反搭。”到了汉武帝元鼎五年，也就是公元112年，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杨仆为楼船将军平南越之乱，追南越丞相吕嘉及太子赵建德“亡入海”。见离耳国是块宝地，人烟密集；东部海岸又多珍珠，奏请汉武大帝立郡管理。郡治设琼山和儋州的三都。以海南多产珍珠为由，以及儋州人的耳长量貌之说，从《国语·齐语》“觅任儋何”中，取名珠崖郡、儋耳郡，寓言“珍珠任儋耳”。

此即儋耳由来

儋州话是粤语个屁啊，儋州话：一种语言两套读音，更像是闽语粤语客家话官话的混合体，把儋州话归入粤语简直是天大的忽悠，儋州话和粤语天差地别只是有个别像粤语而已，不信你自己去听听吧

儋州曾氏等来源于福建晋江

查考历史，儋州土著居民为黎族，汉族早期移民为符、黎二姓；五季之末，羊、杜、曹、陈、张、王、许、谢、黄、吴、赵、唐十二姓相继迁儋，或以仕隐，或以戍谪，或以逃难。五季之末，为梁唐晋汉周期间。早期移民，土著讲俚话，十四姓***，从谱谍所载，多从福建莆田、晋江、泉州等地迁儋，按说应讲闽南话，被地方统一接受的语言尚未形成。到梁大同中，南北朝冼太夫人平定儋州，梁陈隋三代，儋州地区的大小官吏，均由冼太夫人的夫君冯宝从南北朝高州、梧州两府调来，他们带来的当地语言体系，经过和本地流行语言的结合，到唐代时形成了儋州话。

南北朝那时没粤语，粤语人的族谱所载是南宋末年的江西，福建西部等移民，经过南雄珠玑巷。

儋州话流行于儋州中北部地区，又称海边话或乡话，使用人口约有50万—60万，“是本岛汉语中仅次于琼文话（海南话）的一种方言”。（梁猷刚著《广东省海南岛汉语方言的分类》）据学者研究，汉族早期移民为多从福建莆田、晋江、泉州等地迁儋，讲闽南话，但此时被地方统一接受的语言尚未形成。至南北朝时期冼太夫人平定儋州，儋州地区官吏大部分由冼太夫人从高州、梧州两府调来经过和本地语言的结合，到唐代时形成了儋州话。据民国《儋州志》记载，“外人来儋，惟高梧人为先且多，故其言传遍乡间。”又，儋州话“乃高州、梧州传来，故今声调颇异，而与高梧人言通”。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丁邦新认为，儋州话形成于宋代以前，最接近古代汉语，可以说与古汉语相通。不过，操儋州话者若吟诗作对，不直接用儋州话，而是借用“字音”的读法来检验其平仄得失。“字音”，儋州人称之为“字眼”，与之相对，儋州话被称为“口语”。“新中国成立以前，操儋州话的人，读书要皆习口语和字音。”今年64岁的儋州文人谢有造告诉记者，他小时候读私塾时，老师教书都是用字音，“口语与字眼在平仄上不一样，口语平声、字眼仄声，口语仄声、字眼平声，不会字眼就不会吟诗作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欧阳觉亚认为，由于古儋县是古时官员和文人学士流放的地方，他们来到儋县后，给当地人民传播了中原的文化，教当地人识字。因此，儋县地区通行一种读书音，即汉字的读音。这是一套古官话的读音，属汉语北方方言。读书音和口语并行不悖。

儋州市古称儋耳，汉时置郡。

据明《正德琼台志》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海南岛置珠崖、儋耳两郡（儋耳郡治儋耳）。这是海南岛上最早同时出现的行政建制。

南北朝梁大同（535~546）废儋耳郡地置崖州，后更名珠崖郡。隋大业六年（610）珠崖郡迁出，复置儋耳郡，治义伦县地。

唐武德五年（622）改儋耳郡为儋州。宋太平兴国改义伦为宜伦县。

元、明、清因之。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废州改称儋县。

1950年解放。1957年分为儋县和那大县，翌年复并为儋县。

1993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儋县，设立儋州市（县级市）。 1995年底，儋州市总面积3235平方千米，总人口76.7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4.42万人，农村人口62.36万人；非农业人口16.82万人，农业人口59.96万人。

辖1个办事处、24个乡镇、260个行政村、42个居委会、1676个自然村，境内有10个国有农场，洋浦经济开发区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在境内。市***驻地那大。

1996年底，儋州市总面积3235平方千米，总人口78.32万人。辖1个办事处、24个乡镇、217个行政村、42个居委会、1676个自然村，境内有10个国有农场，洋浦经济开发区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在境内。

市***驻地那大。 1997年底，儋州市陆地面积3235平方千米。

人口79.64万人。辖1个办事处、24个乡镇、260个村（居）委会、1676个自然村，境内有10个国有农场，洋浦经济开发区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在境内。

市***驻地那大。 1998年底，儋州市陆地面积3500平方千米。

人口81.13万人。辖1个办事处、19镇5乡，260个村（居）委会、1676个自然村，境内有10个国有农场、洋浦经济开发区等。

市***驻地那大。 1999年底，儋州市陆地面积3265平方千米。

人口82.96万人。辖1个办事处、24个乡镇、261个村（居）委会、1453个自然村。

市***驻地那大。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市总人口835465人，其中：那大街道121243人，南丰镇22926人，洛基镇16686人，大成镇12295人，雅星镇12653人，和庆镇24454人，兰洋镇11199人，新州镇29526人，光村镇18392人，长坡镇28068人，王五镇24274人，排浦镇16715人，海头镇39818人，三都镇19366人，木棠镇28904人，峨蔓镇17464人，新英镇35143人，白马井镇35606人，富克镇9309人，中和镇36045人，番加乡4122人，松鸣乡17672人，兰训乡9323人，松林乡14927人，东成乡25007人，国营西培农场20519人，国营西华农场16661人，国营西庆农场17670人，国营西流农场9420人，国营西联农场16333人，国营兰洋农场9486人，国营新盈农场12012人，国营八一农场42750人，国营龙山农场1974人，国营红岭农场4151人，华南热作两院16326人，洋浦开发区37026人。

2000年底，儋州市陆地面积3265平方千米。人口86.59万人。

辖1个办事处、24个乡镇、261个村（居）委会、1453个自然村，境内有国有农场10个。市***驻地那大镇。

2001年底，儋州市陆地面积3265平方千米。人口87.6万人（公安户籍人口数：总户数184726户、总人口876006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21097人）。

辖1个办事处、24个乡镇、261个村（居）委会，境内有10个国有农场。市***驻那大。

2002年，白马井镇、松鸣乡（除新地行政村）合并，设立白马井镇；王五镇、松鸣乡的新地行政村合并，设立王五镇；光村镇、松林乡的沙井、欧宅、扁墩、大老行政村合并，设立光村镇；兰训乡、木棠镇与松林乡的神冲、周坊、谭乐、长老行政村合并，设立木棠镇；洛基镇、那大办事处合并，设立那大镇；东成乡、长坡镇合并，设立东成镇；番加乡、兰洋镇合并，设立兰洋镇；富克镇、雅星镇合并，设立雅星镇；新英镇、新州镇合并，设立新州镇。年底，儋州市陆地面积3265平方千米。

人口88.64万人。辖17个镇（那大镇、南丰镇、雅星镇、和庆镇、大成镇、新州镇、光村镇、东成镇、中和镇、峨蔓镇、兰洋镇、王五镇、排浦镇、海头镇、木棠镇、白马井镇、三都镇）、261个村（居）委会，境内有10个国有农场。

市***驻那大镇。 2003年底，儋州市陆地面积3265平方千米。

人口90.1万人（公安户籍人口数：总户数178087户、总人口900975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30476人）。辖17个镇、216个村（居）委会，境内有10个国有农场。

市***驻那大镇。 2004年底，陆地面积3265平方千米。

人口90.08万人（公安户籍人口数：总户数198198户、总人口94079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373535人）。辖17个镇、262个村（居）委会，境内有10个国有农场。

市***驻那大镇。 2005年，儋州市***批准了《关于和庆镇美扶行政村区划调整方案》，将和庆镇美扶行政村划入那大镇管辖。

全市辖17个镇：那大镇、和庆镇、南丰镇、大成镇、雅星镇、兰洋镇、光村镇、木棠镇、海头镇、峨蔓镇、三都镇、王五镇、白马井镇、中和镇、排浦镇、东成镇、新州镇。境内有10个国有农场：国营西培农场、国营西华农场、国营西庆农场、国营西流农场、国营西联农场、国营蓝洋农场、国营新盈农场、国营八一农场、国营龙山农场、国营红岭。

儋州话编辑儋州话是一种来自于粤语的海南本地方言，有100万左右的使用人口，又称乡话，在海南岛，使用人数仅次于海南话和黎语。

分布地域为除儋州市东南角和几个小镇外的大部分地区，昌江县北部沿海的南罗、海尾一带和县城石碌镇西缘的一小部分地区，白沙县北部与儋州市交界的村落，以及东方市、乐东、琼中、白沙、三亚市的个别城镇。1起源编辑南朝梁大同年间（公元535年-544年），世居高凉郡（今广东高州）的冼夫人领兵出征海南，冼夫人及其军队的官兵可能把融合了古代南越语的古粤语语带入了海岛。

当年的进入海南的岭南古粤语发展成今天的儋州话和迈话，在儋州和三亚广泛使用。2次方言编辑儋州话有北岸音、水南音、昼家音、山上音、新英音、海头音、五湖音之各区方言。

3归属编辑儋州话，乃唐代改儋州时形成，研究认为中国流行的地方汉语方言当中，儋州话最接近古汉语，可以说与古汉语相通。这个观点是台湾著名教授丁邦新通过儋州光村旅台人员王先生的发音研究结果，于1979年参加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讨论会时提出来。

华南师范大学梁猷刚教授在《广东省海南岛汉语方言的分类》一文中指出：“粤语系统的儋州话，是本岛汉语方言中仅次于琼文话的一种方言”。关于儋州话的形成，修编于明代的《儋州志》这样记载：“儋州人来自旧高州、梧州两府，儋州话保留着粤语的一些特点，但也渗透海南各地方言的一些共同特点”。

查考历史，儋州的土著居民为黎族，汉族早期移民为符、黎二姓；五季之末，羊、杜、曹、陈、张、王、许、谢、黄、吴、赵、唐十二姓相继迁儋，或以仕隐，或以戍谪，或以逃难。五季之末，为梁唐晋汉周期间。

早期移民，土著讲俚话，十四姓***，从谱谍所载，多从福建莆田、晋江、泉州等地迁儋，按说应讲闽南话，被地方统一接受的语言尚未形成。到梁大同中，冼太夫人平定儋州，梁陈隋三代，儋州地区的大小官吏，均由冼太夫人的夫君冯宝从高州、梧州两府调来，他们带来的粤语体系，经过和本地流行语言的结合，到唐代时形成了儋州话。

由于这种语言由为官为吏传开，非常讲究字音和声调，最大的特点是保留古代入声调，如十、叶、急、湿、协、别、烈、结、节、地、北、册、凿、责、驳等字，字音口语均读入声。入声的三组塞音韵：双唇塞音（如甲、答、合、入、习），舌尖塞音（如：杀、达、八、缺、血），喉塞音（如：黑、落、刻、药）较为整齐地与-m、-n、-ng三组鼻言韵相对应。

我利用《新编古汉语字典》查找儋州山歌中部分无法用现代汉语文字表达的方言，就找出了三百多字。儋州话还有一个大特点，就是字音和口语读法不同，字音就是儋州人经常说的字眼。

如：山—口语讲dan，字音读san；静—口语讲siang，字音是jing，传统的字音，就带有古音色彩，可以准确审辩字的平仄，对习作格律诗词或楹联较为容易，儋州老幼皆识吟诗唱对，得益这种字音。儋州话还经常出现一字读多音，按不同对象进行语言替换，如“四”字，按次序读“1、2、3、4”里的“4”时，读diang（生），也可以读Dei（死），而读“四五六”、“七七四十九”之类排列的“四”字，读作“生”，但在五湖四海、四通八达、四平八稳的语中的“四”，又只能读di（式）；而一句语中出现两个“四”字，如四六二十四，第一个四读式，第二个四读生；对人的辈份称呼如四女、四侬、四哥、四叔，只有读chuong（长）；对单个数字称呼，如四日、四人，又改读二双日、二双人；但碰四十之类双数词，只能读生拾，不可读二双拾。

古代汉语，本义是一词多形，而字音古今演变；音同音近，互相假借；转义繁复，一词多义多音，形音义连为一体。儋州话与此理论一个样。

关于儋州话，我的看法，因与古汉语相通，深奥复杂，与现代汉语距离较远，对青少年儿童学习汉语拼音和习作相当不利，不应提倡，而应大力提倡讲普通话。但为了保护地方方言，保持儋州作为诗词之乡、楹联之乡的特色文化，初中毕业后，即汉语拼音、英语音标和汉语基础知识较为稳定后，可以学习儋州话。

在中和、王五、长坡及那大老市区流行的军话，属汉语北方官语系统。《儋州志》认定其与南省官话正音相同，乃五代前士大夫以军戍儋，遂相传习，故名“军话”。

日本汉语方言家桥本也“设想这是一种官话方言”。有的网友提出军话读音像南宁话，是否当时戍儋军人多从南宁一带来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但军话决不是四川话，发音差距很远。北宋苏东坡之所以能够沟通，因他多年在朝为官，通晓北方与南方的官话音是可以理解的。

客家话是从潮州（老客）和恩平、开平（新客）传来的。临高话亦称翁贝语，丁邦新教授认为与“侗台语有亲属关系”。

白话为粤方言，高州地区居民避乱到儋而传。黎话是黎民族语言，苗话是苗民族语言，讲黎话、苗话的民族同胞，基本都会讲海南话。

悠久的历史给儋州市留下了众多古迹，且多为宋代以前的古迹，如汉代伏波井、中和古镇、东坡书院等。尤其是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谪居儋州三年间，讲学明道，使儋州教化日兴，“书声琅琅，弦歌四起”。海内外名士接踵而来，从师东坡。儋州在此时成为了全岛文化的中心，也培养了民众尊师重教的传统。苏东坡北归九年后，儋州人符确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此后，儋州人才辈出，名声远播，在海南历史上曾发生过深远的影响。

儋州民风淳厚粗犷，古风犹存。在苏东坡带来的良好的文化氛围影响下，这里的人民爱好吟诗作对，使儋州素有“诗乡歌海”之称，有许多民间诗社。

在拥有“全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基础之上，在2013年10月12日又获得“中国书法之乡”。儋州人喜爱唱歌。有一首民歌唱道：“儋州自古称歌海，山歌多似百花开。人人都是山歌手，山山水水是歌台。”儋州民歌种类繁多，其中儋州山歌和调声最为盛行。

革命战争年代，人们利用山歌和调声等体裁编写《抗日状》等，产生过宣传鼓动的巨大效果。如今，每年正月十六、八月十五，儋州中北部地区的男女青年，穿着统一的服装，汇集山坡或沙滩，举行赛歌会。他们对歌调声，表达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对生活的赞美。儋州调声节奏鲜明，旋律流畅而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解放后，一批批音乐工作者前来儋州采风，陶醉在婉转悠扬的乐曲声中。

2006年，海南省儋州市申报的“儋州调声”，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音乐项目类别，序号45。

换花节：

每逢农历正月十五的晚上，在海南琼山市将举行一年一度风情独具的。是琼山府城一年一度的独具风味的大盛会，换花节原是琼山特有的民间节日，历史悠久，但是以前换的是香，而不是花，意在香火不绝，如今传统的换香变成了换花，其活动的形式、规模、范围、区域也逐年扩大，形成了凝聚着友谊、美好、幸福、欢快为一体的新的娱乐。

军坡节：

每年农历二月初九至十九，琼山市新坡镇和全省不少地方，举行一次为期四天的。这是纪念冼夫人而举行的民间奉祀活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黎族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和幸福的传统佳节。三月三：海南黎族、苗族都有欢度的习俗。每年3月下旬或4月上旬（农历“三月三”期间）均举行海南国际椰子节，它是融旅游、文化、民俗、体育、经贸于一体的大型旅游文化节庆活动。

儋州民间歌节：

每年中秋为儋洲民间歌节。歌节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儋州山歌、调声对歌比赛和“赏月”等项目。海南欢乐节：每年十一月下旬举办的“海南欢乐节”。

古万洲婚姻习俗：

古万洲所在地就是今天的万宁。

古万洲的婚姻习俗很有讲究，从订到结婚要以历几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第一步是"定礼"。

必须送槟榔，凡是女子受聘某家就叫做"吃某氏槟榔"；

每二步是"纳币"。

这里包括送银元礼物到女方，同时，将男女生辰八字写在红纸上，请算命生先推算，男女双方是否"相克"如不相克，则可订婚，

第三步是"择吉清期"。

也就是选择吉祥之日成婚。在择吉之时，还需向女方送聘礼，可以送金、银首饰、手镯、钱物，也可送猎、酒、米等。结婚日期一般由男方提出。如果女方家中无丧事或重大变故，一般不能拒绝；

第四步是"成婚"。

结婚的这天，新郎必须亲自来接新娘，新娘坐八抬大花娇，并请乐队吹吹打打举行大宴，亲朋好友前来祝贺，并送钱为礼物，新娘到了新郎家后，先"拜堂"，拜堂行三跪九叩首大礼，然后在上吃"合登酒"，酒喝三杯就行，到夜晚入洞房。第二天夫妇双双到大堂上拜见新郎父母，第三天"回门"，即新夫妇回访娘家，拜见岳父岳母海南的风俗习惯每个民族都不一样，黎族的“跳竹竿”

是黎族最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民间舞蹈之一，也叫“打竹舞”。每逢过年过节，黎族同胞便身着艳丽的民族服装，欢聚在广场上，跳起“打竹舞”来，跳竹竿时，8跟长竹竿平行排放成四行，竹竿一开一合，随着音乐鼓点的节奏，不断地变换着图案。由4-8名男女青年随着或快或慢的节奏，在交叉的竹竿中，灵巧、机智、自由地跳跃，当竹竿分开时，双腿或单脚巧妙地落地，不等竹竿合拢又急速跃起，并不时地变换舞步做出各种优美的舞蹈动作，参加舞蹈的青年男女，一边跳舞一边由小声到大声地喊着：“哎--喂、哎--喂”，大大增添了热烈气氛。

黎族婚俗黎族青年的婚恋别具特色，按照黎族习俗，村子里的姑娘长到十六岁，就要搬出父母的住房，单独住在离父母不远的闺房内。闺房多为茅草房，内放一张大床。住进闺房的姑娘便开始了自由恋爱。年轻的小伙子可以随意到闺词语民姑娘聊天、玩耍，姑娘喜欢上的小伙子就留宿房中，不喜欢就让他离开。被姑娘逐喜欢上的小伙子经闺女房的自由恋爱之后，由父母正式上门提亲。提亲时要带上一些姑娘爱穿的衣服和槟榔。槟榔是求婚最重要的礼物，带少了姑娘家会不满意。等到正式举行婚礼时，十分热闹，有伴娘与伴郎山歌，有新婚夫妇在欢乐声中饮幸福酒，还有“逗娘”活动，全村人杀猎宰羊在一起庆贺。

1反映特定地理环境、地貌状况的方言词及其含义

北海市三面环海，地势低平，北高南低，渐缓倾斜。它西北部受海湾切割，南部则以海湾淤积与河流沉积为特征。北海的许多地名均反映了北海的这些地理特征。如“地角”，它位于市区西部，因地形呈三角形凸入海面而得名。又如“外沙”，该地位于市区西北面，原为顺延海边堆积而成的沙岸，因它横列于市区外围而得名。又如“大墩海”，得名是缘于该地有大沙墩，且濒临大海。

北海还有一些地名是反映该地初建时周围的环境特征或村庄的规模的。如“独树根”，该地原是土丘坡岭，周围很荒凉，只有一棵高大的树，故称“独树根”，尽管现在那儿已绿树成行，人口密集，但地名依然，并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向后人诉说着那里曾经的荒凉。又如“十二间屋”，据载该村建于清乾隆五十八年，初有吴、王、朱三姓人家到此定居，共搭起十二间茅屋，故称。如今该地已发展成为一个小有规模的村落，“十二间屋”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留下的只是一种历史的陈迹。

某些地名反映了北海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北海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北海以前或许只是个小小的渔村。《北海市地名志》载：“北海，清嘉庆年前，原是一个名北海村的古老渔村，市区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向东发展起来的……”[5]黄家蕃著《北海文史》也记载了“北海市……清初始见今名。北海是以今市区中的古村落（北海村）北面濒海而得名……”[6]北海是否“因北面濒海而得名”，我们姑且不论，但北海是在北海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已成为共识，从“北海村”这个地名词中，我们也得到了线索。

除地名，北海白话词汇里还有一些日常用语体现了北海的地势。如普通话里的“太阳下山”，北海话说“热头落水”，皆因北方多山，只看到太阳下山，而北海三面环海，地势低平，人们看到的是太阳从海平线升起，又从海平线沉下。有些词则反映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如“疬子鬼”，现在多指骂人的话，该词有一段来历。据黄家蕃先生考察，该词是缘于清朝同治年间鼠疫在北海的流行。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北海每年都有很多人因鼠疫而死。据外籍著名医生兼鼠疫研究专家J·H·Lowry考察，患者所得的是“淋巴腺鼠疫”，北海人称之“疬子疫”。[7]后来虽然北海不再出现鼠疫，但该词作为恶毒的骂人之语一直流传至今，而人们对于鼠疫的恐惧心理也由此可见一斑。

2受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方言词汇

清人梁鸿勋《北海杂录》云：“北海埠地濒大海，古昔为泽国，后以沙积而成。相传此地原名古里寨，其为商场也，访诸长老，犹有能道其事者。大抵先有南一埠，迨南埠散，而北海市始成。北海市创于道光中年，斯时生意，不过渔船伙食而已。”[8]北海既濒临大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起初居民多以打鱼为生。解放后，北海渔业迅速发展，不少海产品远销国内外，渔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大大提高。直到今天，渔业仍为北海产业的支柱之一。这种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样会体现在北海白话词汇里。

首先，北海有一大批与渔业和海产品有关的词汇，如做海（捕渔）、开海（捕渔期）、封海（休渔期）。海产品名称更是名目繁多：从打捞的方式分，有“下网鱼”和“钓口鱼”之分，从养殖的方式看，有“咸水鱼”和“淡水鱼”之别。鱼的具体名称分得很细：鲨鱼、红鱼、腊鱼、盲牛鱼（剥皮鱼）、龙利鱼、沙钻鱼、骨丁鱼、白帆鱼、沙角鱼、鲫鱼、大眼鸡等等。各种各样的海产品还有：鱿鱼、墨鱼、红鱼（干货）、鱼柳、虾仁、蟹肉、海马等等。北海海产品多，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海产品加工业，于是出现一批与之相关的词汇，如：做蟹、做螺、晒鱼。其中与虾加工有关的词又有：挑肠、留凤尾、分类（将虾仁按大小分为若干类，如“三五虾”、“二三虾”）。在北海，从事这种海产品加工的私人老板很多，集中在外沙、北海村、独村根一带。

其次，日常生活用语中有很多词是与海水、鱼有关。如“最后得到”谓之“等水尾”，“先声夺人”叫做“抛浪头”，“新潮”称“子水”，“旧潮”叫“老水”，[9]后“老水”引申为“自恃清高、自以为了不起或倚老卖老”之意。“出海一趟”称“去一水”，“水都饩响”有“动都不敢动、不敢吭声”之意，又用来形容行为动作的程度深，又如“捉水蟹”意为“骗人”。诸如此类的俗语、歇后语更是层出不穷。因俗语、歇后语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这里只举数例。

一流水，一流鱼——一朝君主一朝臣；

马鲛鱼——嘴硬骨头酥(意即：嘴硬心软）；

大海放鱼——各自散去；

沙滩上拉船——一步一个脚印；

渔船上打仔——饩走得甩；

过水矢窟夹到鱼——涉水时屁股也能夹到鱼，比喻幸运。

3反映北海的生活习惯、民俗风情的方言词汇

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生活习惯，而这些又往往和当地的方言词汇紧密相连，呈现出当地地域文化的特征。如“家口船”反映了蛋家渔民的生活习俗。据《北海市地方志》载，蛋家先民是广东沿海的船户，渔民在深海作业时常常举家随船生活，家畜家禽与人同舟杂处，俗称“家口船”。[10]

北海有许多风俗习惯都与迷信有关。据梁鸿勋《北海杂录》载：“迷信神权，中国通病，而北海土人迷信颇深。埠上有三婆、三王、文武帝、龙王、华光、普度震宫等庙，外沙有龙母庙。”又说，北海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红白喜丧之事都离不开“神明”，连生病也请神来看：“埠之西约三里，有华光庙，土人素信奉之，主凡疾病必祷。携备药方一书，诣神前而杯卜之。开服汤药听诸神，与日俱增。或扛华光神到家视病，继则扛神巡至市上药店，视扛神者所指何药照执之，服食无疑忌。其扛神往来街上，则鸣锣喧闹以随其后，几于无日无夜之……在不知其俗者，闻之骇然，疑表意外之警，而土人习以为常，其信神不信医大率类此……此北海有‘饿死医生，饱死巫人’之谚也。”[11]这些风俗从北海白话的某些词汇中可见一斑。

“做社”是北海常见的一种风俗。人们认为，每个村子都有一个村祖，又称“社王公”。故“各村落每设社坛”。[12]每年的二月初二、冬至这两天，村民们以户为单位凑钱买回生猪若干头与生鸡一起祭拜社王公。祭拜完毕，将所有的祭品按户平均分配，当晚家家户户吃分回来的猪肉，据说可以得到村祖的保佑。

“跳鬼”。在北海，家人有患病者，请道士做斋，俗称跳鬼。梁鸿勋《北海杂录》载：“巫之惑人，术至不一……一为跳鬼。亦分二种，曰跳六郎，曰跳六娘。相传二神能作祸祟，妇人病，以为六郎为祟，男子病，以为六娘为祟，均延巫禳之。每跳鬼一次，巫人索资，多至二十千。”[13]为使病人早日康复，其家人不惜倾尽所有。但事与愿违，病人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丧生。由此可见，北海土人迷信之深，愚昧之极。

北海有一种叫做“截生”的风俗。孩子摔跤受了伤或由于某种原因受到了惊吓，回家后不思寝食，寡言寡语，目光呆滞，人们以为孩子的魂魄被孤魂野鬼摄走了，于是老人们就拿着孩子穿过的衣服到出事地点烧香叫魂。往家走时一边举着衣服，一边喊着孩子的名字，“回来哟，回来哟！”回到家后，将招回魂魄的衣服给孩子穿上。同时在孩子的床头放一个盘子，里面放一张红纸、一面镜子，还要取雄鸡之血点于孩子的额头、手心和脚板心，以防野鬼再回来摄魂。这一风俗和汕尾一种叫做“喊精神”的民俗非常相似。陈建民先生认为，这是古代“招魂”的演变。[14]又说，“‘喊精神’相传是周公桃花娘拯救孩子的方法，是一种‘心灵感应术’，和巫术有关。”[15]

北海一些地方有种奇特的偏称，即管父亲叫“哥哥”或“阿叔”，管母亲叫“姐姐”或“阿嫂”或“阿婶”。据说这是因为父母怕自己命不好，这种晦气会传给自己的儿女，或者有些人去问花（算命）得知与子女相克，化解的方法就是将称呼叫偏。还有些父母因为自己太年轻，怕养不起孩子，故想出了这种方法。以上的行为可能是出于这样的心理：把称呼叫偏了，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就不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那所有不吉利的事情也就可以避免了。这种心理在我们看来是十分荒唐的，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但据陈建民《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载：“这种偏称现象在古代有过，但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迷信盛行的闽南语地区特别流行。”[16]这种风俗可能是福建人移居北海时带过来的。

“施幽”本指鬼节（七月十四）的一种活动。鬼节那天，人们多用牲品祭祖并烧纸衣、纸鞋、纸钱等冥品。入夜，农村人一般还要用葛茹丝、绿豆芽等祭那些孤魂野鬼，尔后将祭品撒于地上，此举即为“施幽”。后该词引申为“深夜外出”，含贬义。

“踩药渣”一词在北海白话里也大有文章。一些人患了病，煎服中药后，常常将药渣倒在门前的街道中心，以为只要过路人踩到药渣，就能将自己的病带走，这样自己就可以早日康复了。迷信的过路人看到药渣如见瘟神，赶紧绕道而走，若不小心踩到，有如大祸临头，免不了破口大骂，指责倒药渣之人是狼心狗肺，回到家后由于害怕自己真的染病，便故伎重演。这种现象笔者直到80年代后期还不时地看到。

4反映人们的文化程度和心理的方言词汇

罗常培先生曾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说过：“从许多语言的习用词或俚语里，我们往往可以窥探造词的心理过程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程度。”[17]

由于缺乏文化科学知识，老百姓对某些自然现象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因而往往作出带有神秘色彩的猜测。如：日食、月食是一种很普遍的自然现象，北海叫做“天狗食日”、“天狗食月”。又如太阳雨也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北海人却觉得在出太阳的同时下雨是一种很不寻常的现象，是某些不祥的预兆，因称之为“鬼雨”，故有“出太阳，落鬼雨”之说。

“畚箕”原是一种农业用具，多用来挑粪土。过去北海有一种风俗，凡婴儿夭折，尸体只用布裹住放到畚箕里用扁担一端挑去埋葬。[18]这种风俗现在已不多见，但该词却成为妇人咒骂孩子的用语，含恶毒之意。

在北海，类似“畚箕”这样的骂人用语较多，如“短命鬼”、“疬子鬼”（也是咒人短命）、“长殇鬼”、“老扯婆”（介绍卖淫从中收取介绍费的女人）、“天收”。这些词都为骂人之语，恶毒而伤感情。但许多北海人在骂人时却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这未免显得粗俗、野蛮。现在随着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些恶毒的话逐渐退出了人们的口头禅，但时不时还可以听到。

此外，北海白话词汇里有一批象征词语，它所体现的人们的文化心态与整个中华民族是一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思想是主客一体，天人合一，思维习惯上表现出内向探求和自我省悟，因而在表达方式上偏向于含蓄和形象化。在这些词汇中，不少形容人物的词都与动物有关，这是以动物的某些特征来形容人，生动而形象，但多数词带贬义。下面以此为例略作说明。

烂哭猫。人们于深夜时常常听到猫的叫声，乍一听，仿如婴儿在啼哭。于是人们就用烂哭猫来比喻爱哭的小孩。如：“烂哭猫，偷钱买糖胶”。

恶鸡鳹。众所周知，母鸡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是可以不顾一切的，那恶狠狠的样子往往令“敌人”望而却步。后用“恶鸡鳹”一词比喻那些泼辣的悍妇，相当于普通话的“母老虎”。

马骝精。猴子与人类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其特点是形体瘦小，人们就用该词比喻那些形体瘦小的人。

跟尾狗。狗是人类最忠实的伴侣，主人走到哪，它就跟到哪。因而该词形容那些老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转，或别人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己毫无主张的人，嘲讽的意义十分明显。

公鸭头。讽刺那些声音嘶哑或唱歌老是跑调，极其难听的人。

大肥猪。戏称那些肥肠肥脑的人。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创造这些词时，多以动物某些令人不快的特征来进行比喻，这表现出人们对以上那部分人是持否定、厌恶或蔑视的心理的。

5北海白话有些词汇反映了古代文化的积淀

语言（或方言）是具有承继性的。语言（或方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所以它在继承古语某些成分的同时也记录了古代的某些文化现象。“……可是有史以来，任何文献资料都能够证明或者暗示方言的存在跟人文历史至少是一样的古老。”[19]可以说，任何一种方言里都含有某些古代文化的积淀。北海人认为打喷嚏是有人念叨的迹象，也许是有人在背后说闲话或者诅咒自己，于是就说：“识破你！”认为打喷嚏就是有人说闲话。这样的风俗并非现在才有，而是源远流长的。《诗经·邶风·终风》里就有记载：“寤言不寐，愿言则嚏。”意为：夜半独语难入梦，愿他喷嚏知我想。[20]程俊英撰《诗经译注》52页第11条注释：旧时民间有“打喷嚏，有人想”的谚语。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卷四《喷嚏》一文也提到了这一风俗：“今人喷嚏不止者，必唾祝云：‘有人说我’，妇人尤甚。”[21]据此可知此风俗自古即有并沿用至今。北海遇到了不吉利的事情或别人说了不吉利的话以后也说：“识破你！”

爬灰。北海白话通指家公与媳妇的不正当关系，后也泛指一切下流的行为。该词也是古汉语词。据《汉语大词典》释：“偷媳的隐语。清王有光《吴下谚联·扒灰》：‘翁私其媳，俗称扒灰，鲜知其义。按昔有神庙，香火特盛，锡箔镪焚炉中，灰积日多，淘出其锡以为常。扒灰，偷锡也。锡、媳同音，以为隐语。’按，扒灰，也作‘爬灰’。一说为‘污媳’之隐语。《红楼梦》第七回：‘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郭沫若《卓文君》第三景：‘这样挽着我做什么！你这想爬灰的老王八！’”[22]该词在北海方言里一直沿用下来。

6反映军事活动和商贸活动的方言词汇

6.1反映军事活动的，主要是一些地名词

6.1.1古里寨。寨，指的是防卫用的栅栏、营垒。[23]据《北海市地名志》载：“明初，倭寇沿海为患，洪武年间在合浦沿海设‘八寨’……有川江寨、调埠寨、陇江寨、珠场寨、白沙寨、武刀寨、龙潭寨、古里寨。均以所处村落命名。因珠场寨居中，又系‘珠场巡检’驻地，故统称‘珠场八寨’。”[24][崇祯]《廉州府志·经武志·海寨》也有记载：“古里寨：近冠头岭。至青婴池二十里，守军十一名。”对于该寨的职守，黄南津先生是这样阐述的：“由于明代采珠频繁，而八寨所在之处适为珠池，因此，防倭的职能早已被看守珠池职能所取代。古里寨在明朝中晚期的职能正如崇祯志列举沿海各寨后所言：‘分军巡哨，以防盗取之患。’”又说，“清康熙元年（1662年），为阻止沿海居民与台湾交往，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史称‘迁海’，其时沿海各寨的任务自然也转变为监视居民及‘海贼’。”[25]由此可见，北海在明清时期曾是军事要地。

6.1.2东炮台、西炮台。据《北海市地名志》记载，东炮台在今市区之东，即北海海关大院一棵榕树之下，而西炮台在今海角大道外贸桂皮仓外，今两处遗址无存。[26]人们不会忘记：光绪十一年（1885年），法国侵略军大败于镇南关后，外电传法军由钦廉攻南宁以断冯子材军队的后路，两广总督张之洞急调高州镇兵梁正源到北海布防，命合浦总兵李起高举办团勇协防加强北海水陆警戒；同月二十九日，两艘法舰先后侵入北海港，向冠头岭发炮十余发。幸我军早有防备，法舰无机可乘，数日后遂去。此外，国民党政府曾把西炮台遗址作为杀人刑场，先后在此杀害了中共党员钟竹筠、农民自卫军四十多人。

6.1.3地角炮台。该炮台共3座，分别位于市区西部地角岭主峰及其东北、西南两峦之巅。发生在该炮台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光绪十一年（1885年）法国侵略军由钦廉逼邕断镇南关后路，形势紧急，当时除了调梁正源、李起高布防，还于地角设置炮台。二十九日法舰入侵时，此炮台为当时前线火力点；1939年9月3日，北海驻军刺杀日本间谍中野顺三，历史上称“北海事件”。事后，驻北海的十九路军六十师翁照坦部为防日方武装寻衅，于该炮台置重炮防守。9月12日日舰“嵯峨”号不期而至，寄碇于冠头岭外，企图寻衅。我军和广大群众团结一致，守备森严。日军没有得逞。25日，6艘日舰以“调查北海事件”为借口，要求武装登陆，遭到广大群众的强烈抗议，南京政府慑于压力，也不敢轻举妄动。经过交涉，我方允许日方登陆调查，但人员和调查范围有限。在广大官兵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日军最终没有得逞，悻悻而去。

上面所说到的地名，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们深深地印在了北海人民的心上，令人们缅怀那一段激荡人心、饱含辛酸、血泪和胜利喜悦的历史。它们是活的语言化石，是北海人民英勇奋战、积极进行反帝斗争的历史见证。

6.2反映商贸活动和经济状况的方言词汇

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北海埠的雏形已经形成。[27]同治至光绪初年（1862年—1884年）北海口岸开放，大量外地商人涌入北海。此后，北海商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北海经济经历了社会变革动乱后又再度辉煌”[28]，广商接踵而来，在北海老城区开创事业，形成了北海早期的繁荣景象。据老年人回忆，当时北海老城区一到白天车水马龙，交易频繁，晚上灯火辉煌，歌舞升平，颇有“小上海”之风。这些在北海白话词汇里均有所反映。反映当时商业繁荣景象的有各种各样的店铺名称：糖行、米行、猪行、九八行、经纪行、布匹行、洋杂百货店、药材行、金铺等等。具体的店名有：苏杭业的，“广信号”、“大益盛”、“人和兴”；百货业的“东华公司”、“广怡昌”；经营海味杂货业的有“广珍祥”、“史裕泰”、“同丰”；经营皮箱的老店有“熙泰号”。反映消费业繁荣的主要有“五馆”，即酒馆、旅馆、烟馆、赌馆、妓馆。“花捐”指的是妓馆向官府缴纳的税，“老扯婆”是介绍卖淫从中赚取中介费的女人，“老举”、“三脚凳”指妓女，“龟婆”即老鸨。“横床咬云”比喻吸鸦片。诸如此类的词早已湮灭在历史的潮流中，即使翻开历史的篇章，人们也不愿再触及这不光彩的一部分。

7北海地名词汇反映人口的迁徙情况

有史以来，人类创造的文化是多姿多彩的。这些文化因地域、民族或其他因素不同而千差万别。这些差别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渗透，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其界限也不再那么清晰。相对而言，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成分，地名变化较慢，“它的顽强的延缓性和稳定性较好地保存了文化史的某些本来面目”。[29]这些地名为我们探寻移民的来历提供了一些线索。

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移民的情况比较多。不少人背井离乡，移居他乡，出于对自己故土的眷恋，往往用故乡的州县名来命名自己迁移后安居乐业的地方。从这些地名里，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移民的痕迹。“电白寮”，据《北海市地名志》113页载，该村约建于清乾隆五年（1740年），最初到此定居的人为电白人，他们多以捕鱼为业，茅寮为居，所以叫“电白寮”。

“白沙寮”，顾名思义，该村最早的村民是从合浦白沙迁居至此的，故名。

“新寮”，该村村民多从合浦白沙新寮一带迁来，所以叫“新寮”。

“龙潭”，据《合浦县志》载，该村明朝天顺年间（1457年—1464年）已成村，村民大部分是从福建龙潭地区迁到北海的，故以祖地命名。

部分居民迁居他乡后，以姓命名，一是不忘祖宗之意，二也体现了这部分人集体迁徙的痕迹。

“张屋”，据《北海市地名志》120页载，该村建于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村民多姓张，由广东嘉庆州迁居至此。

“李屋”，据《北海市地名志》120页载，该村成村时间与张屋同，村民多姓李，也是由广东嘉庆州迁来。

“符屋”，据《北海市地名志》114页载，村民最初是由广东迁来，多姓符，故名。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某个地方有相当部分商人到北海经商定居后，为方便同乡人的交流，便建立一些同乡组织之类的团体，这是移民集体迁徙的又一佐证。

广州会馆，是旅居本市的广府人士的同乡组织，它实际上也是广府商人协会。据《北海市地名志》载，当时北海埠的商业经济比重，广商占了约六成。由此可知，广府商人在北海商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广府话在北海能够深入民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州会馆，该馆建于同治七年（1868年），是高州旅北人士的同乡组织。高州人来到北海后多从事小本经营，或苦力贱役，会馆建立的宗旨既为高州旅北人士集合联谊提供一个场所，亦是维护和解决高州帮经济利益的社会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