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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徐志摩的诗为例，分析理想主义者悲观厌世的情怀。

徐志摩本来与诗是，一无家族渊源，二无个人癖好，可是，在英国康桥大学留学期间，却一反往常，不写则已，一写不止，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暴发期。这时期他虽然写了那么多诗，现今零碎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的也仅二、三十首，大部散失掉了。但从尚能见到的有限的诗篇中，也还约略可以窥见徐志摩初期诗作的状况和他的思想印痕。

这时的徐志摩为什么象着了魔似的写诗，他怎么会暴发诗情的？

首先，与他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是他生活的康桥的环境触发了他的诗兴，点燃起他的创作欲念的。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吸烟与文化》）。因此，这时期，他创作了象《夏》、《夏日田其次，此时，他个人生活“照着了一种奇异的月色”。

1921年秋天，他认识了“人艳如花”“才女”林徽因，徐志摩与她交往甚密，随后谈起恋爱，并有论婚嫁之意。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这是徐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振撼”，他要发抒，他要歌吟，因此，象《情死〉、《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也就构成了他这期诗歌的重要内容。再有，他所以倾向分行的抒写，是他接触了大量的英国文学艺术，拜伦、雪莱、济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他吹着了这股“奇异的风”——欧风，他踏着他们的路，于是借助诗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异”的表现出来。

因此，徐志摩对英国康桥这段生活分外留恋，他不无感慨，异常兴奋，他大量作诗，他这时诗情汹涌暴发的情景，在他的题为《草上的露珠儿》一首长诗中有所反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抱负和志趣，而且形象地传达出他的诗绪汹涌的状态，他开放创造的喷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个诗人了。这些早期诗歌，总的是调子清新，情绪高扬，反映了“青春的呼唤，燃点着希望灿灿”（徐志摩：《春》）。同时，也开始多方探求新诗的形式，诗式比较多样，但尚未定型，有自由体，新格律体，也有西洋诗体，甚至还有无标点诗，但讲求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要求“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柔美”，这也正是徐志摩作诗的一贯追求。

英国康桥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思乡怀国之情缠绕着他，于是在1922年8月离开欧上，启程回国。回国途中，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经历两个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达上海。

回国后，徐志摩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现实社会的纷扰，扰乱了他内心的平衡，有时还感觉精神上的烦闷和焦躁。于是他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诉之笔端，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

《志摩的诗》

1922年秋徐志摩回国后，他的诗情没有中断，继续诗歌创作并公开在各种杂志上发表。《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集中篇什大都是1922—— 1924年之间的作品，这个诗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在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他所“泛滥的感情”。大致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讨生活哲理的；以及写景抒情的。

他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主义。《雪花的快乐》是《志摩的诗》开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运用隽秀柔和的笔调，描绘了雪花优美的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雪花的快乐。诗的节奏轻快，调子舒展明朗，意境优美。

其它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婴儿》、《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等篇，与《雪花的快乐》一样，者”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它们既是抒情诗又是爱情诗，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对恋爱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恋爱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内容，因此，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然而，他的理想主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距离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与林徽因的恋爱结果遭到破灭，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终不能实现，于是，使他忧郁、苦闷。因此，这些诗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凉的氛围，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茅盾：《徐志摩论》）。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小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消息》、《一星弱火》、《问谁》等。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给徐志摩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与泰戈尔建立了友谊，泰戈尔给他取印度名素思玛（Susima）。5月底，泰戈尔离沪去日本，徐志摩与他同行，《志摩的诗》中的《沙扬娜拉》那首诗，就是逗留日本期间写成的。徐志摩擅长于抒情诗，同时也喜欢写泰戈尔那样的哲理诗。

《志摩的诗》中，有一些是描写贫富悬殊穷人痛苦生活的诗篇。这类诗数量虽不多，但内容比较充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一侧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意义。《志摩的诗》中还有一些写景抒情诗，比如《沪杭车中》。

这个诗集就整体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内容的发掘是不够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积极和健康。但从它的表现技巧看，“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诗的形式变化多样，有长诗，短句，自由诗，散文诗，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诗式进行试验。这一时期，是徐志摩诗式的试验期，也是他诗歌技巧的磨炼期，他是在摸索和试验中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的。

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此外，他的诗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这得力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他能把看来比较抽象的事理，化为生动、可感、可见的具体形象，象《毒药》、《白旗》、《婴儿》是三首内含哲理的散文诗，他也使出了艺术想象的本领，依仗这种特别的感受力去描绘事物。

《志摩的诗》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缺陷，也有败笔。撇开内容不谈，就以表现形式来说，洋味较浓，民族化不足，有的诗句显得生涩和矫揉造作，在韵式和韵的运用上也有不规整之处，诗的技巧还不十分成熟。

《翡冷翠的一夜》与《猛虎》《云游》

《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诗歌创作的汇集。这一时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一个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认识了陆小曼，并着了魔似的与她热恋起来，此事招致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但他俩全不顾这一切，可一时又难以解决，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启程出国欧游，想暂时摆脱一下生活上的苦恼和困境。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罗伦斯）住了一段时间，他将他的伤悲，他的感触，托付纸笔，写了不少诗，因此，这部诗集就题名为《翡冷翠的一夜》，这个诗集，除了有哈代、罗赛蒂等英国作家的译诗外，还有象《西伯利亚》、《在哀克刹脱教堂前》那样漫游欧洲时对异乡他国生活的感受。他也写了一不少爱情诗篇。《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记叙了当时他和陆小曼之间的感情波澜，他的热烈的感情和无法摆脱的痛苦。

1925年和1926年，中国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五卅事件与三?一八惨案引起他的“愤慨”和“悲切”，为纪念“三?一八”，他写了《梅雪争春》，揭露了军阀屠杀无辜，连十三岁的儿童也惨遭杀害。在《大帅》、《人变兽》的诗篇中，暴露了军阀活埋伤兵、杀死人民的血腥罪行。他的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怀疑和颓废”，认为现在是受罪时期，因此，不少诗篇失去乐观调子，相反染上了一层忧郁、失望、逃避现实的颓废色彩。他诅咒生活，赞颂死亡，要辞别人间去殉恋爱。想象奇特，思想灰暗。当然，这个诗集也还有少量调子比较积极明朗的诗篇。

这个诗集在艺术技巧上如闻一多说的“确乎是进步了”。对诗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诗式上更多样化，什么对话体，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叙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诗的音节与格律。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还出个两本诗集，一是由他自己编选，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由他人编选，1932年出版的《云游》。这两个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多数是徐志摩后期的作品。1927年后，徐志摩的思想经过“波折”，他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另一方面，他对工农革命又感到恐惧和抵触，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绝望。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大部与现实生活脱离，抒写他自己“微妙的灵魂的秘密”。有的诗歌无病呻吟，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而且，他的思想立场与进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他竟不顾诗歌艺术的基本要求，将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人诗中，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在极度幻灭和绝望的时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学来鼓励自己。

在《猛虎集》和《云游》中，出现了内容和形式很不统一的状况，大部诗歌的内容是这样空泛和贫乏，但却越来越追求形式的整饬和美观，不论在诗行的排列，音韵的铿锵，节奏的明晰，用词的推敲上都较前几个诗集有了变化和发展。对此，茅盾有过很恰当的评论：“圆熟的外形，配着谈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唱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徐志摩论》）。

“跑野马”的散文

徐志摩不仅写诗，同时也写散文，在其全部创作中，其成就和影响更为显著的，除诗歌外，恐怕就要数散文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跑野马”的散文比他的诗好。

徐志摩一共出版过《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三个散文集和一个单篇散文《秋》，计三十三篇（未收集中还有不少）。除《秋》篇写于1929年，其余三个集子的大部作品均完成于1925——1926年间。他的散文内容涉及的范围也较广泛，有对人生理想的漫评，有触及时政的论说；有对往事的怀想和追忆，也对艺术发表见解和评说，有一事一议的小品，也有说长道短的书评。他的散文表现了很强的个性，他的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哲理和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构成了他的散文的“别一世界”。

第一个散文集《落叶》，完成于他创作的“泛滥”期，共八篇，内容各异，表情达意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谈人生，谈社会，谈政治，谈艺术……不受任何约束。首篇《落叶》是在1924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期间，应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所作的讲演稿。他企图回答青年学生提出的如何解决生活的枯燥和苦闷的问题。《落叶》篇贯串其间的是“感情”二字，通篇宣扬人的感情、“真的人情”的重要和作用。要使生活不痛苦，只有“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纤微”来缀补这个破烂社会的大网。徐志摩正是基于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观点，执信人的感情的无限作用，在生活本体与大自然里。“他认为人若要摆脱人世的苦恼和压迫，就要争得自由发展的“真纯的个性”，最好的途径是到大自然去生活去沐浴。因此，有人说他“《落叶》诗篇是充满着浪漫蒂克的自白，充满着康桥时代的憧憬。”（穆木天：《徐志摩论》）

继《落叶》之后，在1927年和1928年，徐志摩又相继出版了《巴黎的鳞爪》和《自剖》两个散文集。这两个集子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写他在1925年出国欧游的所见所感，以及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灵魂，因此，在“自我”和“感情”这两点上都比《落叶》集更为突出和显露。《巴黎的麟爪》集中的《巴黎的鳞爪》、《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天目山中笔记》、《吸烟与文化》等篇，是属于写景抒情散文一类。醇厚的兴趣，活泼的情绪，丛集于笔端，便构成了这类散文的抒情特色了。

郁达夫曾把徐志摩一路的散文家写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归结为“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徐志摩《自剖》集的第一辑《自剖》辑共六篇，大部可以归入这一类。这些自剖性的散文，作者的心胸是畅露的，文笔也是生动的，然而，调子是低沉的，认识是空幻的。

徐志摩的一部分散文，如同他的一些哲理诗一样，具有启迪思考的哲理性，又具有浓郁的诗情，使得哲理和诗情两相融合，这构成了他的散文又一特点。作者在独自领略风光妙处的同时，总在宣扬他那“人类应该回归自然，与自然融合”的观点。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徐志摩散文艺术上另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不少散文和诗很难严格的区分。他将诗和散文二者黏合在一起，难以分开，是他“自己的另创一格的诗的散文”（赵家璧：《写给飞去了的志摩》）。是一种诗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诗化。徐志摩这种散文诗化的倾向，是与他在接触社会现实过程中，思想产生振动和郁积，而又急于表达的一种“急不可待”情绪的反映。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能信，命和运是两个概念。主要看命运。命是时空自由组合形成，运是事物潜在影响发展规律，冥冥之中有一股发展方向力在随着时空轴发展，所以是弄人的，也是人的各条运势，也叫潜在作用规律，可以受自然与社会的自由组合系统影响不同，并且相互作用，与时间和空间等有关，二是每时每刻的人在不同地域的人都会不一样,这种事情需因人而异。三主要是找到对应时空来做趋吉避凶。也可查看知道主页。所以综上应该是命理和占卜共同来进行借鉴了解之后趋吉避凶较为稳妥。这也是有的人算的准的原因，文化不会骗人，人才会骗人。

首先我敢肯定的告诉你你遇到的所谓的算命的还真有可能没看过易经

因为他就是会八字八字里是没有卦的只有天干地支若只会这个那就跟本不用看易经

还有就是补五行的道理还真不是缺啥补啥这东西还是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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